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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自合作公众号:三汇文学。 作者:秦吉龙。 鹰眼观天涯,每日新闻酷评。 看病上学
小时候我害肠胃病时日太久,身体虚弱一直不见好转,三汇镇医院的周医生建议母亲带我去达县地区医院检查治疗。 那是三年大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,由于交通不便,只能坐船去达县,上水船要三天左右才能到达。 又值八九月,若遇见涨洪水,路途时间或许还要延长,故母亲决定带我去唯一的一个舅舅那里去走一走,然后再从那里去达县。 舅舅于1957年毕业于达县师范学校,毕业后分配在达县桥湾区中心小学教书。 我和母亲从三汇镇出发走旱路去文崇区,走了一天。沿途母亲或背着我,或牵着我艰难行走,第二天又顶着烈日辛辛苦苦走了大半天,才赶到石梯场。 幸运的是赶上达县到桥湾的班车,客车只能停在桥湾区的河对面,要下一段很陡的石梯过了洲河,上了岸才是桥湾区所在地。桥湾区中心校就在桥湾街上。 我妈和舅舅已好几年没见面,舅舅那时很年轻,还没结婚安家。 本来说好,耍几天我们就离开去达县,不巧的是过河的小木船怕涨洪水,船家老板趁这个时候检修起木船来。 我们过不了洲河,所以就耽误下来,加上舅舅一再挽留,母亲便不再推辞,就又多住了几日。 一日母亲出门转路,在校后门的坡地上有人在挖麻蔸根根。那时干旱特别严重,农村几无收成,麻蔸根根可以充饥,母亲也去挖些回来。 麻蔸根根剝去皮,里面的根是白的,煮熟了吃起有点点麻口,但可以抵肚子饿。据说农村有人饿得没办法,还吃过白泥巴,这倒是真的。 在舅舅那里一拖再拖就待了半个多月才去了达县。 在地区医院检查后,医生说小孩抵抗力弱,拖久了,开点好药消消炎回去慢点养,不吃生冷硬辣,坚持半年会好的。 医生的话给母亲吃了定心丸。 很巧的是父亲到达县来学习,我好高兴,感觉病一下子好了许多。 我们一同去达县人民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,从未在真正的电影院看过电影,这是第一次,感觉很新鲜。 坐的是背靠单人椅子,白色的银幕比我们三汇镇会园放露天电影那银幕要大得多。一部《五朵金花》让我记住了一生。 在达县城里不管走多远,都看得见有一座高高尖尖黑灰色与众不同的建筑,母亲说那是外国人在达县修建的天主教堂,是传教的地方。 又去通川桥走了走,第一次看见大河上修的桥,桥的两头还修有很大的一座牌坊,很有气势。 通川桥上的护栏上还雕刻有石狮头像,从桥的这头到桥的那头都有,石狮好精美。可悲的是这些都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掉了,好可惜! 父亲还要在达县继续学习,我们不得已要先返回。从达县坐船顺洲河水而下,走了整整一个白天,晚上很晚才到达达县的木头乡。 这里离三汇仅有三十里路,第二天一大早好心的船家长把我们母子送过了河,河这边就是三汇农乐乡的地界。 母亲带我走山路向三汇出发,沿途路上有纤夫拉着船,河边的道路崎岖不平又狭窄,母亲牵着我不时还要给纤夫们让路。 真的是归心似箭,被称为峡里头的小山峡风景那时是不知道欣赏也没有心情欣赏。只想早点回家,二十多里山路走得轻轻松松。 到了舵石鼓那个滩下坐上回三汇的小木船,看见了家门口那座向阳门楼好像在向我招手,那种感覚就像游子回到故乡,既兴奋似乎还有泪水挂在脸上,流在腮边。 离开才多久,便有这浓浓的思乡情结在心中萦绕,看来我是一个在情感上极度脆弱的一个人。 这时离国庆节不几天了,母亲送我上学,我终于坐在教室里,开始了我的小学学生生活。
班主任老师 我正式上学读书时,已和同学们拉开了一段距离,他们已多上了二十多天课。 我们班上年纪相仿的男崽女娃五十来个,学生中有一半都认识。 一条河街上长大的,晓得是哪家屋里的人,什么麻儿、黑儿、鸠包、孬儿、莽子、牛儿、雷子、毛子,一数下来十来个。在学校里大家依然这么叫,一点没有生分的感觉,相反还觉得极其自然亲切。 我们的班主任汤邦书老师教我们语文、算术两门课,是我们的启蒙老师。在我那时幼小的心灵中,汤老师更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和蔼可亲。 二年级上学期时我入了少先队,或许那时我很懂事,加之学习成绩在班上也算优秀,总之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学生。 那时的学习课程简单,每个学生就只有两本书,一本语文,一册算术。汤老师只教我们一个班,对她来说轻松得游刃有余。 因我们班上的学生大都上过幼儿园,提前预习了一些学前基础知识,这与农村的学生没上过幼儿班还是有区别的。 汤老师教我们很严格,上课时一丝不苟,认认真真。 我小时个子不高坐在前排的时候多,看得见教桌上不只有一本课本,还有不少的辅导教材,因而我们班上的学生受益匪浅,成绩一直不错。 汤老师的教学认真负责严谨,学生成绩优秀,家长们口碑好,为她在学校赢得了诸多美誉。 在汤老师的教诲下,四年级的初小升高小的考试,我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升入高小,学校当年还免除了我的学费以示奖励。 多年后得知,汤老师被提拔为我们三汇镇第二小学校的校长,我一点不惊讶,可以说实至名归。
高小的老师 四年初小的童年时光很快过去,读五年级又是崭新的少年青春时光的开始。 五年级开学第一节语文课,是年轻帅气的于幼江老师,他那优雅的气质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让同学们精神一振,课堂上顿时鸦雀无声。 于老师和我家同住一条街,相邻不远,天资聪慧的于老师初中毕业后因家庭成分问题不能升学,但还是以他广愽的学识和多才多艺被三汇镇中心小学请来当老师。 五年级时要学的课程也多了几门,语文,数学是传统正课,必学的还有珠算,还有地理、自然、音乐、图画、体育等。 体育课开了蓝球、乒乓球教学;校外活动是春游,还开了为农村拔草拣肥,为学校挑水自用等劳动课。总之,我们是把学习知识和生产劳动结合了起来。 于幼江老师和隗世垣老师给我们讲正课,还有罗怍信老师、李学义老师、杨光荣老师、何仁平校长,都给我们上过其它专业课。 我感受至深的还是于幼江老师,自习课时他还教我们学唱他作词谱曲的《三汇镇呀好地方》这首歌。这首歌几十年过去了,我们至今还在传唱,而且记忆犹新。 于幼江老师更擅长讲故事,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即《红灯记》,在我们班上最先开讲,随故事情节的展开曲折发展,有声有色,抑扬顿挫,尽显于老师讲故事的神韵风采。 一本《前驱》小说,他讲了一个学期,书里的很多英雄人物,至今都仿佛还显现在我们眼前。不忘初心,牢记历史,我们永志不忘。 班上同学们学习热情高涨,学习成绩稳步上升,课外学习活动频繁;学校组织的唱歌比赛,我们班更是稳获第一名。 我因成绩优秀还当上了班长,这些都因有诸位老师们辛勤哺育和教导分不开,我是很感激他们。 班上同学们在这些好老师的教育下,都得到快速健康的成长,学习考试平均成绩全年级名列前矛,体育运动,音乐等也都很不错。 高小的第一年结束,我们的于老师却要和我们作别,他被调往三汇镇民办中学教书,我们班上的不少同学得知后,竟在分别时流了不少眼泪。 我们永远记住了您,于老师!您是心中永远的好老师!
抓小辫子 升入六年级,走了一个舍不得的于幼江老师,又迎来一个才华横溢、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年轻老师李隆炎,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,讲授语文课。 我和李隆炎老师太熟悉了,我的父母亲和李隆炎老师的母亲同在一个商店上班,双方关系处得不错。 李老师住家前面是文具店,文具店这个铺面公私合营时是李老师家入了股的。 三年自然灾害时,我和我妈住在这个文具店的后面一间,长达一年有余,平时我还到他们家玩耍。李老师有两个弟弟,一个妹妹,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 李老师是个严肃的人,平时说话不多,这与他身处的环境有极大的关系。 据说他的父亲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官,当过湖北省秭归县的财政局长,解放前才回到三汇镇。 这样的历史家庭出身的子女,解放后,无论你多有才华,都不可能受到重用的,能找到一份工作有一碗饭吃就不错了。 所以,李老师的脸上一年四季都不曾带有一丝笑容,这使得我们班上的学生对他有一种敬畏心理。 好在李老师上课时讲的课,语文知识有浅有深,我们班上的学生都能融会贯通。学生们写的作文,他都悉心给予评改,我们优秀的作文他也时常在课间给予点评。 我的一篇作文《记一次课外劳动》,是写班上同学们参加课外劳动中每个同学努力干活的场景。其中,我描写了刘建国同学脱掉衣服、露出他厚实的膀背,汗水流了一身,不辞辛苦一人干了比两人还多活的事迹。 李老师在上课时将我写的这篇作文做为范文给予点评,这些情景至今我都历历在目。 李老师也只有初中文化,但他文字功底深厚,有学富五车的范儿。 但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,李老师是不可能受重用的,随时随地有可能被人抓住小辩子不放。 年轻单纯的李老师不知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,他曾以李阳初的笔名,写了一篇回忆他母亲点滴事迹的文章在《渠县日报》发表——那时他是《渠县日报》的特约记者。 为这李老师受了处分,还差点掉了工作。原由是“阳初”这两个字不适用于他身上。领袖才是红太阳,你怎能比喻自已是初升的太阳?你为反动家庭的母亲歌功颂德,这就更不应该了。 就这两条就够李老师受了。县上来人调查李老师母亲在商店的表现,我父亲如实地做了介绍,也为李老师做了一些解释。 这些事情都是父亲生前告诉我的,今天我把它如实写出来,还原一段历史。 李老师受挫后从此谨小慎微,很怕再有什么事惹祸上身。 我的童年时代到少年时代,国家开展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,发生在三汇中学那四个小右派身上的事对我触动很深。详见《四个小右派的命运沉浮》 河对面蔬菜队的刘叔当年也是某大学的高材生,反右运动后被遣送回家。那时他经常来我家挑粪水,这些事都是母亲当年对我讲的。 1963年至1965,国家又展开了一场四清运动,即“清思想,清政治,淸组织,清经济”,干部要下楼。 什么叫下楼?干部要一身轻,跟组织讲清楚,跟群众讲明白,征得上级领导同意,群众的信任,你这个领导才能重新被任用。 我至少有两次偷偷参加了父亲在商店召开的干部下楼检讨会。父亲的政治历史清楚,能跟党走,经济上还是廉洁的。 父亲的有一次检讨我记忆特别深刻,年少时,暑热期间,我们那条街上的住户,男男女女,大人小孩,都会在晚上自家门前的街沿上搭上凉巴折、凉棍之类,歇夜度过暑热至天明。 我歇夜睡的一个木板板是父亲文具店里两面夹大纸张的木板。为保证纸张的平整,夹纸张的木板平整而厚实,还可以拿来做做家具的衬料。 不知父亲是用什么手段把它拿回家的,我不得而知。父亲为此做了两次检讨,才被允许下了楼,恢复了商店的经理职务。 而我们学校的杨邦良校长却没那么走运了,他在“四清”运动中受了处分,被调离领导岗位,撤销校长职务。 可见那时的政治运动是多么严酷无情,一个人在言语、行为上都不能乱说乱做,否则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面临灾祸上身。 我们的李老师就是前车之鉴。而改革开放后,李老师终于摆脱了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形势,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,这恐怕是他原来想都不敢想的! 至今想起来,或许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事比我同时期的同学要多些,以致于才让我能更早成熟起来。
其他
我的回忆2•政治运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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